放生要继承，还要有创新

一、背景

尊重生命与爱护众生（包括动物）一向是佛教重要的生命观。而作为佛教徒具有神圣认同感的宗教伦理和实践之一的放生，一直被认为最具功德的行为。在佛教的放生观点中，所谓放生，即释放羁禁之生物，使其不受人类宰割、烹食，使其重获生命自由。在放生的同时，为放生动物举行放生仪式，并为之授“三皈戒”及解说大乘经典等，以结法缘。

在我国，放生这一习俗，契合中华传统信念，有着其悠久的发展历史。放生《列子·说符篇》有“正旦放生，示有恩也”的记载，可见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是一种习俗；齐梁时代就有更多的施行，但是当时放生之举更多的只是出于儒家“好生之德”的思想。中国初期的佛教“放生”典出于大乘佛经，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是建立在”戒杀护生”的思想上，只能说是个人慈心善举的一种表达，基本上属于个人行为，因而末能形成较大规模和有组织的开展。

我国大规模放生始于南北朝时期，其主要是由于天台宗四祖智者大师的推动、创新和传播。智者大师往居临海时，为令临海居民莫以捕鱼杀生为业，曾自舍身衣，并劝募众人购置放生池，后又上表游说陈宣帝，遂感动宣帝下旨将整条椒江水系敕作放生池。智者大师劝立放生池的记载，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出现放生池的记载。大师提倡为放生物命之当时，念诵经咒以祈乘力往生，为彼等说《金光明经》、《法华经》等大法以结法缘，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制定系统的放生仪规，乃是在中国佛教放生史上的孤明独创，意义非凡，可以说影响甚巨！从而形成了佛教放生 “法食两施”之精神内涵，这也有别于儒家的“好生之德，放生之举”的地方。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佛教信仰人数的增长，放生人数与放生活动越来越多，大规模的放生活动盛行。此问题逐步呈现于公众的视野，特别是在放生过程中，因其方法和方式的不当造成的一些问题，使放生团体和个人承受巨大的压力。如何正确认识放生和解决放生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使这一最具宗教关怀的实践活动得到改善并适应新时期的发展，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探讨。

二、放生的形式

放生形式的划分有许多的方法，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按机缘来分，可分为随缘放生和结缘放生二种：

1、随缘放生的本意是指在非预期的情境下，若见世人杀畜牲或濒临死亡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对于动物本身而言，获得了重生；对于放生者而言，是培养了慈悲心，也让人与动物得以和谐相处，其实也是尊重生命、保护自然的一种方式。它具有个别性和随机性的特征，是完全基于佛教的慈悲和护生的宗教信念。

    2、结缘放生一般指不是在看到畜牲即将被杀害的情形下，将它买下来放生，以解救其被杀的苦难，更多的则是以消除业障、累积功德和培养大众的慈悲心为出发点和目的，以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放生为主要形式，所产生的动物存活率的风险和环境问题，也是当今最受社会质疑的放生形式。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社会大众和佛教界普遍认同随缘放生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对结缘放生的看法和做法却相当分歧，特别是生态学者、环保和动保团体对于大型集体放生造成的生态问题，普遍持反对意见。有的佛教人士以为自己做的是随缘放生，如到菜市场购买放生动物或者去花鸟市场买蚯蚓、蟑螂、巴西龟和鸟等自行放生。但我们认为这些方式并不符合随缘放生的本意，还是属于个人的结缘放生，我们发现做结缘放生的人比只做随缘放生的人，有更高比例参与集体的结缘放生活动。由于随缘放生是随机性的，通常规模小，较少引发争议，社会各界对放生的批评对象主要是针对结缘放生，特别是大型的、集体的结缘放生活动。因为结缘放生活动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

三、放生的问题

“放生”虽是一种善行，但是也应讲方法。在放生过程中，由于方法不当，导致的放生问题，造成的后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1.动物被放生到不当的环境，因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导致大量死亡。由于不了解放生对象的物种特性、生活习性、食物来源和生存环境；不懂得什么物种可以放生，什么物种不宜放生等。发生了如陆龟被放生到海中、饲养的鸟类被放生到野外等形象。几名科考人员在长白山中进行地质考察时，意外发现几只狐狸。这几只狐狸和一般山中的狐狸不同，它们非但不怕人，还主动凑上前向人要吃的，非常饥饿。科考人员断定这几只狐狸不是山里的野狐狸，而是有人放生到山中的“家狐狸”。人工饲养的狐狸不具备在野外猎食的能力，放生到山中会饿死。未经许可的私自放生，不仅被私自放生的动物很难存活，还有可能破坏原有的生物链，也可能把一些疾病带到山中，很容易破坏生态系统。无知和执拗，让充满慈善香味的“放生”，沾染了几丝莫名的血腥。

2.放生外来动物，由于丧失自然天敌，破坏原来的自然生态，使原生物种面临危机。这些外来种生物一旦在野外存活、繁衍下来，有专家说，像巴西红耳龟这样的外来物种，它生存力强、适应性广、繁殖速度快，由于缺乏自然的天敌，常欺压到本土的物种，甚至造成本土生态的严重破坏，已经被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列为100多个最具破坏性的物种之一。给我国每年造成很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巴西红耳龟出现的地域，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物种生物链，几乎无一例外地使其它本土龟类灭绝，鱼类、虾类和水草大量减产。它还是沙门氏杆菌传播的罪魁祸首，85%携带副伤寒类沙门氏杆菌，这些病菌已被证实可以传播包括人类在内的恒温动物并在其中传播，危害极其严重。在浙江这种称为生态杀手的巴西彩龟已在杭州一带的大江流域建立种群，还将不断扩散。巴西彩龟的野外分布路线，正悄悄发生可怕地“扩散”。2002年，巴西彩龟只是在净寺及附近放生池活动；三年后，西湖及附近水塘发现了它的踪迹；2010年，西溪湿地等杭州市周边的湿地也成为巴西彩龟的栖息地；2012年，它进入更开放的钱塘江水域；不加控制，未来巴西彩龟还将在钱塘江水域上下游扩散。将给浙江省的生态带来极大的危害，若干年后它将造成好几种物种的灭绝和异化。

3.放生形成了商业化模式。放生市场不断扩大和放生活动的规律化也直接催生了放生行为的商业化。通过商人预知宗教团体有放生活动的需要，而以商业化的方式以网笼，在山区野外大量捕捉，甚至以繁殖豢养的方式来囤积大量的活物，以等待这些宗教单位来下订单采购，这样的捕捉、囚禁、运送、再任意放生的过程，众生所受的苦难及死亡是谁造成的呢？有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一只鸟的放生，经过捕捉、运输、交易和储存等多个环节，后面是20只鸟的死亡。更何况大多的捕猎者在放生活动结束后，又偷偷的把他们捕捉回来，待价而沽！于是这被放生的众生，就在这一捉一放的恐惧中不断的折磨与轮回。使得今天的许多放生活动不注重放生本身所呈现的慈悲内涵，却着意于维护形式上的活动，从而落入商人的圈套，反而惹来罪孽。

4、把经济动物作为放生对象。经济动物集体饲养时，大都定期在饲料食物中掺入抗生素，以避免因病毒感染而死亡，如此可提高生产量，但由于定期喂养抗生素过量，故使经济动物的抵抗力及适应能力变差，一旦换了环境、换了食物后，没有抗生素保护，就容易集体暴毙死亡。大量放生经济动物，甚至把养殖鱼池里的鱼，整群买下来集体放生，越来越遭受到社会上的批评。

5、放生不当扰民伤人。由于有些人只追求自身的善举，又不了解放生物种的特性，不注意放生的品种，竟把对人类有伤害危险的品种拿来放生。2012年7月7日下午，柳州市的张先生在柳江河白沙二队附近亲水平台给小狗洗澡时，竟然被3条凶猛的鱼攻击，其中一条鱼突然咬住张先生的手掌不放。张先生忍痛将鱼摔上岸，才发现自己的手掌几乎被啃掉一块肉。这样的事件在浙江也时有发生，例如2009年7月，蛇在杭州太庙社区频频出现，搞得居民人心慌慌，最为严重的是68岁的张秀英居民因为家门口的雨水管堵塞，把手伸进管子里掏垃圾，结果手指被一条小黑蛇紧紧咬住，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得以恢复。那如此多的蛇怎么会冲锋号般涌向太庙社区呢？事后有人反映：6月底的一天清晨，有人途径太庙社区健身公园时，听见草丛里有“唏唏嗖嗖”的声音，好奇之下拨开草丛一看，吓得魂飞魄散：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二三十条蛇纠集在一起，挣扎着往四处窜。草丛对面站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恭恭敬敬的站着，手里拽着蛇皮袋，嘴里念念叨叨，满脸喜悦。老太太说：我信佛，这些蛇是我从市场上买来放生的，说完一溜烟跑了。盲目地实施放生，不仅会弄巧成拙，还制造了悲剧，让爱心蒙上阴霾。

    6、过于看重放生仪规。放生是为救济垂危动物的生命，本不需要什么仪式，就是要举行放生仪式，也宜简单隆重，放生过程宜迅速确实，千万不可因人为因素拖延搁置，害笼（桶）内众生多受不必要之苦。可是，由于很多人对于放生仪规的注重，一些组织为了迎合众生的心里需求搞活动而去放生，置放生动物生命危在旦夕而不顾，把简单的放生仪式大肆拉长。有的为了隆重其间，要迎请方丈和尚；要迎请知名法师上香给动物做三皈依。仪规本来要体现在内容上，它是为内容服务的，现在却纯粹成了为了做仪规而做仪规。我们经常发现，有的放生现场，许多放在桶里的放生鱼儿已经被闷死、憋死、挤死了，而我们的放生仪规还没有完，放生的动物就在等待放生仪式中，已无生的可能了。

7、前面放生，后面捕捞。往往发生在大规模的集体放生活动中，由于定时、定点，而且规模大，使一些人发现了这一“商机”，成为以捕捞放生动物为生的专业户。经常发生放生者江边放生后刚走，多名男子撒网捕捞鱼等尴尬事件。在杭州的西湖和贴沙河，我们也发现多起类似事件，前面放生的人刚走不远，后面就有人拿着鱼捞在捕捞，在贴沙河的管理人员说起这些事来，每每都露出无奈和无助的苦笑。把好端端的放生变成了囚徒搬家，放生物倒成了别人餐桌上的美食，使得原本的慈悲善行变成为杀生。

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问题存在，使得放生这一本意是为了爱护生命，但是行为本身造成的后果却未必真能符合本意，甚至与本意相悖，而且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和限制。在美国的纽约，政府是禁止任何放生行为的，包括放生蚯蚓，如果发现，警察就会找你，放生一只乌龟，就要受到200美元的罚款；在台湾不但有渔业署的“限止海放政策”， 还有林务局制定的“内陆严限放生法案” 已提交立法院，如果通过，放生造成环境问题，最高将罚款250万元新台币；在我国 2009年5月1日起实施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中就明确指出，包括放生水生生物必须接受县以上渔政部门有关品种、地点等的审批；在杭州，新近出台的《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条例》中就有为了保护湿地公园的生态平衡和保护生态环境，放生最高罚1000元。由此可见，放生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已越来越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如果不加以自我约束、改进和提高，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狭窄。

四、建议

因此，佛教界应重视这一问题，思考如何将放生这一佛教传统与环保结合起来，避免或减少生态问题的产生，从而使放生活动在满足佛教伦理和大众需求的同时，服从于国家政策和环保要求。我们认为放生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不要参加大型的集体放生活动：放生是一种方便行为，不可以把它当成事业去做，大型的集体放生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型活动，自然形成了专业化的操作团队，难免会产生商业化的行为，放生一旦沦为规模性的商业活动所造成的后果，显然与爱护生命的本意相抵触；

(二)不要预定时间：放生不要确定时间，特别的佛教的纪念日，尽量在不预先告知的情况下，采取随机确定时间的方法去采买物类放生，以避免造成渔夫猎人商家借机预先捕抓、囤积兜售放生动物；

(三)不固定地点：不要确定固定的商家去采购，以避免商家成为专业的放生供应商，为放生去采购和囤积大量的动物，自己破费助长别人作恶，伤害的是动物的感情和生命。不去固定地点放生，这样可以避免有些人掌握放生的规律，借此伺机敛财捕抓而祸及放生动物；

(四)不要放生外来物种：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观念，不能因为放生外来物种而杀死当地物种。现在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有外来入侵物种400余种，其中部分为高危害性物种，每年造成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而生态损失则无法计算。所以对外地来的物种要谨慎选择，对国外引进的外来物种坚决不能放生；

(五)不要去放经济和观赏动物：经济和观赏动物长期被人饲养，已失去了野外生存能力，一旦被作为放生对象，在野外很难有活命的机会。有些鸟类长期圈养在笼子里，水饭无忧，放归自然界已没有生存的能力，打开鸟笼，飞不过四尺高，活不过数日。一些鱼是人工在池塘里用带有添加济的饲料泡大的，一放入自然水域不是饿死就是病死。

(六)不要盲目攀比：放生动物要随个人心，随缘买物放生，一元不嫌少，千万不嫌多，物命一条不嫌少，物命万千不嫌多，只要慈悲喜舍，心诚为要。甚至没有钱也可以出力，随喜放生、赞叹放生，也是功德无量；

(七)不要粗放：放生是救命的行为，一定要小心谨慎，放生的地点宜选择人烟稀少、地广水深，适合物类生存之地域为原则。要注意放生运输过程中对动物的保护，尽量做到周全完备。放生后不要马上离开，注意观察放生后动物的情况，特别要防止有人来捕捉；

(八)不要太隆重仪式：放生的仪式宜简单，放生过程宜迅速确实，千万不可因人为因素拖延搁置，害放生的众生多受不必要之苦或因时间过长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九)要普及自然放生知识：放生作为一种习惯和善举，需要很好地加以宣传和引导。我们应当总结和交流放生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研究、筛选、公布适宜在当地放生物种名单，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宣传放生知识和环保常识，有条件的地方还应指定放生区域。

在对放生行为加以注意的同时，我们更应加快观念的转化，逐步将放生向护生发展。放生，是我们抢救刀下命的慈悲行；护生，则是我们更积极在做的菩萨行。放生本身就是护生理念的一种特定的体现，可做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救助野生濒危动物：濒危动物是全世界的共同财产，其保护更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采取支持保存这些动物的栖息地的方式，同时共同阻止不当的滥捕滥杀，将救助野生濒危动物代替放生，不但拯救了濒危动物的种族，而且可以为生态保护作出了贡献；

(二)成立国民环境信托：可以参考英国与日本“国民环境信托”的做法或许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国民环境信托的内涵可以参照荒野保护协会的理念之一:透过购买、长期租赁、捐赠或接受委托，取得荒野的监护与管理权，将之圈护，尽可能让大自然经营自己、恢复生机。这种环境信托的方法是要人们团结起来，一人出一些钱，保护这块土地范围之内的的所有生灵，使其成为民间的自然保护区；

(三)救助流浪动物：流浪动物在我国普遍生存困难，他们的生命时刻受到各方面的威胁，挽救这些我们身边的动物，是不是更具随缘救生？台湾现在已有好多寺庙建立了流浪动物的收容所。在杭州也有寺庙帮助协会收养、认领流浪狗，在湖州已有著名寺院在与我们商讨动保组织和佛教单位共同关注流浪动物的救助和福利问题。希望有更多的佛教领袖和信徒加入到这一随缘和方便的护生活动中来；

(四)救助经济动物：见到经济动物受到苦难或将被屠宰，如果我们有缘相遇并且有能力救助，就可把它救下来，在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就有许多寺院收留了猪牛羊等经济动物。在我国东北大庆的护国寺就将遇到要被杀的牛等买下来，然后送给贫困家庭，让他们饲养和用作生产工具，但有个前提是不能杀害，就是老死也要交还寺院，超度后再处理；

(五)提倡素食：我们选择素食，如果放生者意识到吃太多的肉，对动物和环境都是有害的，从而减少肉食的消费，那么，肉食消费的市场就会萎缩，对动物的杀戮也会减少，我们也就间接拯救了许多生命；

(六)支持生态农业：将放生的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生态农业建设，改善长期来依赖于化肥、农药为主的现代农业，建设资源循环型生态农业，减少化肥、农药对土壤和环境的污染，逐步恢复自然生态环境，保障益虫生存条件改善，这样也就保护了许多生命；

(七)加强仁爱宣传：可宣讲放生原义，配合政府各项政策，发展新时代生态动保与积极放生的功德论，佛教界可与生态动保组织合作举行各种研讨会、座谈会等，提高公众尊重生命、爱护动物的意识，促进了动物保护法的设立，就可以防止虐待、虐杀动物事件的发生，其本身就是救了无数的生命，这和放生救命可谓异曲同工。

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高僧弘一（李叔同）法师和他的学生丰子恺创作的《护生画集》，就认为我们保动物的身，实质是护我们的心啊！放生又何尝不是如此。符合现代佛教慈悲的护生方式，将有助于我们走出当代放生的一些误区和困境，让中国这一佛教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仁爱、慈悲的文化习俗，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生态环保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不断被赋予新的活力！